《北京贸易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其引发的震荡便已跨越重洋，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东西方世界激起了截然不同的涟漪。
在北京，随着协定正式文本由通政司抄录邸报，发往各省及藩属，一股昂扬之气弥漫朝野。茶馆酒肆中，说书人唾沫横飞地演绎着林尚书在谈判桌上如何“义正辞严，慑服西夷”；《京报》连篇累牍地刊发评论，将协定誉为“开海靖疆，重定华夷秩序之万世基业”；就连市井小民，在茶余饭后谈起“红毛番”终于低头纳“税”，脸上也带着与有荣焉的光彩。这是一种经过漫长压抑后，凭借实力重新赢得尊重与主导权后，自然流露的民族自豪感。帝国的心脏，为这份“不平等条约”而欢欣鼓舞。
然而，在这片欢腾之下，并非没有清醒的声音。几位致仕的老臣，在私下的书信往来中，不免流露出隐忧。“条约之利，在于一时之威。然西夷狼子野心，岂肯长久雌伏？今日之退，恐为明日之进蓄势。海军之费，海外之支，日糜巨万，长久以往，国库堪忧啊……”但这些微弱的杂音，迅速被主流舆论的狂潮所淹没。在皇帝朱由检的乾清宫御案上，堆满了各地督抚、将领贺庆的奏章，他浏览着这些文字，脸上并无太多得色，反而目光沉静。他深知，这份协定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且更加复杂的起点。它将大明彻底推上了与西方列强全球博弈的牌桌，未来的交锋，只会更加激烈和微妙。他提起朱笔，在一份关于加速“镇远”级战舰建造的奏疏上，批了一个“速”字。
几乎在同一时间，万里之外的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城堡内，气氛则如同墓穴般凝重。总督科恩面色铁青，死死盯着桌上那份由信使拼死送回的协定抄本。他枯瘦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抖，仿佛想将那份羊皮纸攥碎。
“耻辱！这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东印度公司前所未有的耻辱！”科恩的低吼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承认明国对香料群岛的‘特殊利益’？默认他们征收该死的‘海峡税’？范·德·海登这个蠢货，他把公司的尊严和利润全都出卖了！”
下首的议员和高级商务员们鸦雀无声，人人脸色难看。他们比科恩更早接触到条款细节，内心的震惊与愤怒早已被一种冰冷的现实感所取代。一位资深商务员艰难地开口：“总督阁下，请息怒。范·德·海登特使……或许已尽了最大努力。您看这里，”他指向关于澳门和巴达维亚地位的条款，“明国皇帝至少没有要求我们立刻交出据点，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的海军……在台湾和料罗湾展现的力量，我们短期内无法正面抗衡。强行开战，只会损失更多。”
“所以我们就只能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接受他们的剃刀？”科恩猛地转身，目光锐利如鹰。
“不，阁下。”另一位议员阴恻恻地说，“我们接受的是‘事实’，而非‘法理’。协定规定了现状，但未限制未来。明国如今气焰正盛，我们需要的不是鸡蛋碰石头，而是忍耐和……新的机会。他们的帝国如此庞大，内部难道就铁板一块？他们的商船队正在疯狂扩张，难道就不会露出破绽？我们可以暗中支持西班牙人在吕宋给明国制造麻烦，可以尝试与英国人，甚至法国人进行更深入的协调……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加快技术仿制和海军建设的步伐！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今天失去的，连本带利拿回来！”
这番话，道出了在场大多数人的心声。纯粹的愤怒无济于事，基于实力的博弈，需要的是冷静的算计和长期的布局。科恩剧烈起伏的胸膛渐渐平复，他走到窗前，望着城堡外繁忙的港口和远处浩瀚的海洋，沉默良久。最终，他用一种近乎呓语的声音说道：“写信给阿姆斯特丹的十七人董事会，详细报告这里的一切。告诉他们，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黄金时代……暂时落幕了。但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会像隐藏在礁石下的章鱼，耐心等待，并用触须摸索每一个可能扳回局面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