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世说新语（上、下）》《陶庵梦忆》《浮生六记》《秋灯琐忆（外两篇）》四本书结集为“青年作家新译最美经典”，找当代青年作家重新翻译全文的策划思路，一开始只是灵光一现。某日无意中想到《世说新语》，一连串就想到了另外三本书，出于直觉，觉得“大概可以这样做吧”，便深入挖掘下去，而在落实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丝丝浮现出来，一点点验证了这个直觉。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刘义庆组织一班文人，集体创作的一本笔记体小说。从问世起，它就因“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特点，深受读者喜爱。它以“段子集”的方式，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期间士族名人的趣闻逸事，精练生动，气韵流**，不仅反映了时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清谈放诞的风气，更将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源远流长地传递了下去。这一脉清流绵绵不绝，至明末，至清朝，甚至在现代，依然有着悠长的回响。
《陶庵梦忆》则是张岱为晚明演绎的一场繁华大梦。清雅孤寂处，西湖大雪，湖心亭三四人深夜痛饮三大白而归；绮丽热闹处，动辄十万数十万人看戏、赏月、观灯……那般豪华，岂独醉倒张岱，数百年后，读书人亦为之瞠目动容。只是梦醒后，恰如《红楼梦》所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明朝覆灭，清军入关，政权的更迭，不仅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大破碎、大变更，同时也是文化上的大冲击、大崩溃。出身于官宦文艺之家的张岱，所受冲击更大。据考证，家国破碎之后，张岱甚至曾暗地里参与过“反清复明”的行动。而后半生，他誓不出仕清廷，过起了隐居著书的生活。他文字里的清狂豪爽、孤高自许，正与“魏晋风度”一脉相承。绝非巧合的是，在《陶庵梦忆》中，张岱多次引用了《世说新语》里的典故，使用之妥帖自然，显见早已与自身性情、见识融为一体。
而堪称巧合的，是《陶庵梦忆》中，两次提到了当时荣登“秦淮八艳”榜单的名妓董白，她正是《影梅庵忆语》的女主角，作者冒襄后娶的妾室——董小宛。张岱笔下一闪而过的女子，在父亲嗜赌被逼债、病困交加之际，突然与仅有一面之缘的官家公子、一代名士冒襄重逢，于是再见倾心，发誓以身相许。冒襄出于各种考虑，拒绝了她。董小宛痴心如铁，追随冒襄27日，被拒27次。后终于在钱谦益等人的帮助下，嫁给了冒襄。婚后不过九年，董小宛因劳累过度而早亡，死时不过27岁。冒襄为悼亡写下的这部忆语，取材于真实生活，亦有时代之缩影，文字紧张处不容毫发，清丽处则婉约多姿，直接启发了后续的忆语体作品《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浮生六记》。相较之下，《香畹楼忆语》悼亡之中，不忘卖弄作者自己的诗词及胸怀抱负，有可厌处；《秋灯琐忆》娟秀可爱，却失之于体量短小，犹如饮酒，未至薄醉，酒瓮已罄；唯有《浮生六记》，不论文字、情怀、人物，都足够可爱，虽已佚失二记，存文已足令人醉饱。
从《世说新语》到《浮生六记》，几位作者多生活于江浙一带，也即古人所称的江南，活动区域也多在杭州、绍兴、苏州等地。于是此书中提到的地名，于彼书中出现；彼书中写到的人物，又在此书中登场，有一种参差互见、牵引穿插之趣，从中亦能感受到传统文化、文人风骨的流传有序。张岱的疏狂清傲，前身正是“竹林七贤”的风流傲岸；沈复的隐逸清高，则正与张岱的不从流俗相同。风骨相似而境遇不同，更多体现的是世事与个性的沉浮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