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美国诞生了。很多人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看成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开始，从理论上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瓦特的蒸汽机从技术上奠定了基础，从此，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机器的世界。
机器的特征是什么呢？机器可以不断改进、不断升级，它可以跑得更快，功能更强大，是男性资本主义的逻辑。有一个哲学家，曾经把人的幸福感分成了两种：男性的幸福感和女性的幸福感。男性的幸福感往往跟数量、规模、速度、视觉形象等联系在一起，女性的幸福感则跟切身的感受连在一起；男性更关注规模，女性更关注感受的品质。
人们总是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理解道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道德也是一种经济学，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衡量利害得失的一种经济学。
很多做用户体验管理的网站，女孩子做得比较好，因为她们能比较细微地感知差别。如果用过豆瓣网就知道，豆瓣网上那些提示语写得很好，简单一句话，就算不是一个女孩子写的，也一定是一个具有某种更柔软灵魂的人写的。
女性的幸福感来自切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来自听觉。这怎么解释呢？我们老说“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千顷，日食一升”，这两个是分开的。外在规模的幸福感跟切身的幸福感不一样，前者是男性的幸福感，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英特尔处理器不断升级，机器的性能极其强大，已经超出了本来够用的那些东西，这是一种冗余性能。但是，它利用时尚的营销手段，用他人的眼光，用邻居、年金、同事来压迫人，给人的感觉就是贫困。为了摆脱这种贫困，人们就要用钱来赎回幸福感。结果，不幸福感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就像吸毒一样，平时很难受，挣一点儿钱，然后去买“毒品”，吸一把爽一把，过后又很痛苦，又去买“毒品”。当然，各种消费品不是毒品，但其品质、逻辑是一样的，导致现代人的生活越发焦虑，而且是无法逃脱的怪圈。
哈佛大学的教授阿马蒂亚·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98年，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消除这个社会的痛苦和真正的贫穷。森看到的，是欧美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总是看到英特尔更高、更快、更强的那一面，但森在印度的家乡看到的是贫困。
经济学应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消除这个世界上的绝对贫困。这个世界有双重标准，一部分人在关心更高、更快、更强，另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求多向度。要创造一种很好的体制、一种游戏规则，不把人们套牢，不把一个逻辑强加在人们的头上，用这种痛苦感、这种紧箍咒来为这种逻辑服务。做广告或者做营销的都在念紧箍咒，一念，人们就很难受。某一款新车出来了，买了一辆，幸福了刚一年，结果又推出了一款新的，幸福感又没有了。汽车公司的营销战只有两个策略：新车降价，没有新车的时候就打价格战，然后又推出新车。新车不能常有，第二年、第三年没新车了，又打价格战。汽车公司的竞争，就表现在推出新车的速度上。
有些时候，我们讨论问题时意气风发，但当我们真正接受并身体力行这套逻辑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成了社会的失败者。当我们提倡简约、少花费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与那些主流人群、那些成功人士，或者与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了某种不和谐。
哲学家约翰·瑟勒说，当你攻击一种价值体系的时候，背后是一种怨恨抑或嫉妒，你要摧毁这个价值体系。所以，攻击现存的财富逻辑，是因为你被这个财富逻辑抛弃了，而人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的人。
如果只有个别的人在推行这个逻辑，他就会有一种悲哀的无力感和无助感。最后，那些希望让这个社会少一点儿浪费、多一点儿重复利用、多一点儿和谐的人，就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