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我都是在曾经的特维尔省的一个地方度过的，那里距别热茨克15俄里（约15公里——译注），风光并不迷人：丘陵上被翻耕成整齐方块的田地、磨坊、泥潭、干涸的沼泽、“边门小屋”、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创作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读者和批评家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不公的。不知为何，它还不如《念珠》受人欢迎。这本诗集诞生在重大社会变革的节点上。交通瘫痪——书甚至无法运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被全部售罄。杂志社纷纷倒闭，报社也同样如此。因此相比于《念珠》，《白色的鸟群》并未大张旗鼓地发行。饥饿和破坏日益严峻。奇怪的是，这些情况放到现在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1922年出版了《公元1921年》。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我怀着极大的热忱和兴趣，着手于旧彼得堡建筑和普希金生平创作的研究。我对普希金研究的成果有三个：论《金鸡》、论班杰明·康斯坦的《阿道夫》以及论《石头客人》。这些文章都在当时得以发表。
我最近二十年创作的《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年》应该将被收录在《普希金之死》一书中。
自20年代中期起，我的新诗几乎无法再发表，而旧作则不予再版。
1941年的卫国战争使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9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直至1944年5月，我都一直住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寻关于列宁格勒和前线的一切讯息。与其他诗人一样，我也常常去军医院慰问表演，为受伤的战士们读诗。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树荫和水声对于酷暑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了什么叫作人性之善：在塔什干我得了好几场重病。
1944年5月，我飞回到了春天的莫斯科，那时全城已经充满了胜利临近的喜悦与期望。6月我返回了列宁格勒。
这个可怕的幽灵，它乔装成我的城市的样子，让我惊惧万分，我把与它的相遇详细地写进了散文里。那段时间我写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捷里奥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而言一向既神秘又带着**。我从一开始就深谙诗歌的方方面面，对散文却从来都一无所知。所有人都对我创作散文的尝试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并不信以为真。我请教左先科，他叫我把其中某些段落删去，并且告诉我其他部分都可以保留。我很高兴。然而，在我儿子被逮捕后，我把它和所有文稿一同烧毁了。
我对文学翻译一直充满兴趣。在战后的岁月里，我翻译了很多作品，至今仍然还在翻译。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二十二年。
去年冬天，在“但丁年”前夕，我再次听到了意大利语的声音——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岛。1965年5月，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见到了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友重聚，也认识了新朋友，还再次访问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写诗。对我来说，诗歌蕴含着我与时代、我与同胞的新生活的关联。当我写作时，我的生命便与诗韵交织在一起，这韵律在我的国家英勇的历史中不停回响。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年代，并见证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
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