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富饶的东北松花江平原上，有一个古老的小镇。上世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小镇上生了一件令人们惊讶的事情：一位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的中学老师，红卫兵们竟然不敢揪斗他，恭恭敬敬地叫他“王老师”“老前辈”。这在当时的年代来讲不但在小镇上独一无二，而且在全国各地也实属少见。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学老师就是我的父亲——县第三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王喜山。
父亲是一位老教师，中等身材，长方型的脸上总挂着慈祥的微笑。平日里憨厚老实，是镇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事情头上（碰到事情）敢说敢为，急了眼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只是由于战争年代留下的胃病和脊椎硬化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使他过早的衰老，不到五十岁的年龄就完全谢顶，走路总得弯弯着腰。
父亲在小镇里有几个十分要好的朋友，都是当兵的出身，而且还都是解放军的荣誉军人，一个被炮弹炸瞎了双眼的老夏头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逢年过节他们都要聚到一起唠唠战争年代打仗的事。镇里的人都知道小镇上有几个老荣军很了不得，都有一段为革命献身的辉煌历史。
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都在受穷挨饿。
看到老人和孩子们饿得骨瘦如柴，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父亲和几个朋友跑公社找到党委书记说：“我们拼死拼活地打江山，打下江山咋能这样，叫老百姓挨饿受冻，你这当干部的是干啥吃的？”
公社党委书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是遭了自然灾害，又得还苏联的债，国家正是困难时候。我也没办法呀，就连**都在吃苞米面！”
老荣军们一听不吱声了。**在他们心目中那可是神圣的人物，既然连**都在吃苞米面，那咱们老百姓就没啥说的了。
有一年的春节，镇里的副食商店来了一汽车冻梨。原准备凭票每户二斤，可是没等居民领到，镇里的头头和公社领导家小孩却吃起了冻梨。父亲看到后领着几个老哥们深夜十一点敲开供销社主任的家，质问他为什么领导家先买到冻梨，而对老百姓却迟迟不卖。
供销社主任说：“冻梨来得太少，考虑到领导们一年忙到头，就先分给他们吧。”
父亲他们听完后勃然大怒，指着供销社主任的鼻子说：“你这是在败坏**的名声！**讲的是官兵一样，你这样干能对得起老百姓吗？”
供销社主任说：“几位老前辈消消火，我给你们每人五斤怎么样？”
父亲说：“这样的梨我们一个都不要！要就全镇每人有份，再不就给老人小孩，光干部家吃梨是绝对不行的！”
几个人一直闹到清晨，逼着供销社主任把库里的冻梨全部拿出来卖给了镇里的老百姓后才罢休。
此前有一阵子父亲他们糊涂了，先是大鸣大放转而反右斗争，敢说真话的都打成了右派。学校一位老教师只因说了句“在教学业务上，党支部也要听一听教员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逼得他在厕所里用刮脸刀片割了脖子。
随之而来的“浮夸风，放卫星”更把他们造得迷迷瞪瞪。亩产几百斤一宿之间变成了万斤；土高炉炼出豆腐渣一样的钢铁，还敲锣打鼓地报喜说是“土高炉炼出了优质钢”。老夏眼睛看不着，听父亲他们一学气得用拐杖把我家的炕沿敲得“咚咚”直响。第二天叫老伴牵着他去找公社书记，结果啥也没说明白，气得回家大病一场。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宿之间，小镇沸腾了起来。公社和镇上的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广播着“最新指示”，大街上人们敲锣打鼓，高举着**语录，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向所谓修”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