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方式与途径
1．建立社会化联系
中国共产党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两者紧密的社会化与多元化联系。前苏联国民议会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而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苏共的结局，正是体现了苏共在政治运作中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动员、指示，而缺失自下而上的参与、接触、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要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其活动方式从依赖权力手段转向非权力手段。
中国共产党要主动联系社会组织，形成科学的社会交往沟通模式。有效的交往沟通需要规范化的信息，用一个技术性词汇来形容，就是编码，经过规范编码之后的信息有利于接收者正确地解读和理解信息内容，因此，信息的发布者首先必须了解接收者的文化背景与了解能力。良性信息是组织健康运作的关键因素，因此组织必须设计获取信息的方式，处理各类信息，并将其分送至组织内的适当接收者。信息传导是政党进行外部联系、交往的基本要素。有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壮大，使信息交流容易传导，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与同事频繁的交往；第二，与共同信守某一规范或标准的其他人进行交往；第三，加入一个补充和强化大众传媒信息的群体；第四，加入一个社会群体，其本身的‘人际交流系统’与大众传媒的人际交流系统‘勾连’在一起；最后，充分‘接近’一个社会表达渠道，它适宜表达积极的社会行动。”也有学者认为，一些结构性和程序性的变化可能以超越等级制带来的沟通障碍。就如上级领导可以定期视察第一线工作，并尝试与不同层级的员工进行交流，而不是仅仅报告来了解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越过层层等级，建立与底层员工的直接交流。当然上级也可以咨询外部人士，如研究社会组织的记者和研究人员。
中国共产党需要充分接近社会组织，了解与熟悉社会组织的话语、行动体系，才能准确地明晰社会需求。中国早期政党与社会组织，尤其是与会党组织就出现了较多的人员融合，充实了政党力量。1894年孙中山组建兴中会时即有洪门领袖邓荫南等加入，孙中山为取得洪门更大的支持，在1903年经过檀香山时决定亲自加入洪门，在国安会馆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1911年5月孙中山更是竭力推进同盟会与美洲致公堂合并，同盟会与致公堂互相加入，有力在改进了早期政党过于弱小的状况。早期政党对会党组织形式的借用，将自身建立于较为广泛的群体基础之上，使其在出现之初便植根于广泛的群体。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组织的认识与态度是开放的。党员干部以各种方式去建立、联系、影响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强调不管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甚至是黄色工会、流氓组织、帮会组织，都要去接触、利用。对于独立性较强的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参与到这些社会组织发展之中。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一些党员干部与一些社会组织的上层保持紧密的联系，比如负责上层统战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和其他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也经常出席上层人士举办的叙餐会、座谈会。中国共产党与非党的著名社会人士共同组织的外围团体，也叫赤色群众组织，其中与中下层教员和店职员联系比较多的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武自会），1934年8月由宋庆龄、何香凝等上层人士领衔发起，是一个号召民众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松散组织。通过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等渠道，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在青年教师和学员中发展了一些武自会的成员以及个别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