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去北京！”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问我。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开玩笑称我是“半个北京作家”。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为了创作《邓小平改变中国》，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西北郊的中央党校采访。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逐步形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国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22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的22部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40万字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50多万字。
这部长篇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