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晋康
对一个人的了解，也许两年的相处比不上一次长谈。在去特拉维夫的飞机上，以及在特拉维夫的伯塞尔饭店里，一向冷漠寡言的司马完与史林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在史林心中树起了对司马老师深深的敬畏。他有点儿后悔不该向国家安全部告发自己的老师——说告发其实是过分的自责，不大恰当的。史林并没有（主动）告密，而是在国安部相关人员向他了解司马完的近情时，他丝毫没有隐瞒自己对司马完的怀疑。不过他的陈述不带任何个人成见和私利，完全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对此他没有任何良心上的负担。
但在此次长谈后，史林想，也许自己对司马老师的怀疑是完全错误的。这么一位完全醉心于“宇宙闪闪发光的核心机制”的科学家，绝不可能成为敌国的间谍。
当然，国安部对司马完的怀疑也有非常过硬的理由。单是他们向史林透露的只言片语，就够可怕的了。史林想来想去，始终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
史林来到北方研究所后就分到司马完手下，研究以“核同质异能素”为能源的灵巧型电磁脉冲炸弹，至今已经两年半了。当年史林以优异成绩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可没想到会舍弃“科学之神”而为“战神”效劳。史林一心想做个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这个志愿从少年时代就深植于他的心中，成了他毕生的追求。初中一年级时他看过一本科普著作《可怕的对称》，作者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阿维·热。阿维·热也许算不上一流的科学大师，但绝对是一流的“传教者”，他以生花妙笔传布了对科学之神的虔诚信仰。
阿维·热在书中说，宇宙是由一位最高明的设计师设计的，基于简单和统一的规则，基于美和对称性。宇宙的运行规则更像规则简约的围棋，而不像规则复杂的橄榄球。他说，物理学家就像是完全不知道规则的观棋者，经过长时期的观察、思考、摸索、失败，已经敢小小地吹一点儿牛了，已经敢说他们大致猜到了上帝设计宇宙的规则，即破解宇宙的终极定律，或终极公式。
这本书强烈地拨动了史林的心弦。他很想由自己来踢出这制胜的一脚。
按阿维·热的观点，对宇宙运行规则的研究现在大致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了。那么，如果能由一个中国人来完成宇宙终极理论，倒也不错，算得上有始有终。宇宙诞生的理论，马虎一点儿，可以说是由一位中国人——老子——在两千年前最早提出。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宇宙万物是按某种确定的规律生成的，并且是单源的。他还写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正是今天宇宙学家的观点——宇宙从“无”中爆炸出来。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在科学几乎尚未启蒙之时，他怎么能有这样的奇想？
史林的志向是狂了一点儿，但也不算太离谱。可惜他生不逢时，毕业时，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如后代历史学家命名的“2.5次世界大战”，已经越来越近了。国家正在为战争而全力冲刺，所有的基础研究被暂时束之高阁。史林因此没能去科学院，而是被招聘到了这家一流的武器研究所。
对此，史林倒没有什么怨言。在他醉心于宇宙终极理论时，他的精神无疑是属于全人类的。但这个精神得有一个物质载体，而这个肉体是生活在尘世之中，隶属某个特定的国家和民族。既然如此，他就会诚心诚意地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
他向国家安全部如实陈述自己对司马老师的怀疑，也正是基于这种义务（社会属性），而不是缘于他的本性（人格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