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是否有历史文化的依据和基础呢？以下我将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倘若“哀”作为一种审美范畴被认可，那么它就不能像艺术史上的那些极其特殊的样式概念一样，仅仅是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而必须是能够概括美的本质，至少要在理论上具备体系性和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然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审美意识概念又都是在一定的艺术发展过程中鲜明地呈现出来的，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它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土壤，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可否定的是，“哀”这一特殊的、派生性的美学范畴是与日本人固有的美意识深深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平安时代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发展史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哀”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考察，但这种考察的目的并非在于历史文化的考察本身，而是把这种考察作为我们理解“哀”之本质的必要途径，因而没有必要对平安朝的时代状况、文化样式及精神史的史实做过细的追究和叙述，而是要将最能体现“哀”的审美本质、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审美本质的所谓“物语文学”作品作为材料，来把握当时人们的一般生活氛围和自然感情的特性，并与“哀”联系起来加以理解。
首先，一旦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就可以看到，一直到中世时代武士文化兴起为止，平安朝时代在政治上并没有出现足以激起国民兴奋的大事件、大战乱。当时的各种制度趋于完备，以藤原氏为中心的宫廷贵族荣华奢侈，远远超越了当时普通民众艰辛的经济生活水平，使得上层阶级统治下的贵族文化出现了高度的繁荣和成熟。这中间偶尔也有类似动乱的事件发生，宫廷中也有小小的阴谋内乱，但在总体上还是太平无事的。那些达官贵人在樱花树下春游赏花，看上去一派优哉游哉的祥和气氛。当时的这种有余裕的生活和文化繁荣，实际上仅仅限于一部分贵族特权阶层，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畸形现象。同样，从人们的内在生活来看，也存在畸形现象。因为这种文化繁荣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形式化上，即仪式、仪礼方面，偏重于感觉和情绪的生活方面，加上受佛教的影响，整个文化的基调带有女性化、老人化的性格，此乃显而易见的事实。反映当时生活的物语文学与历史文学，所记述的生活内容大多是冠、婚、丧、祭(13)之类的仪式性的东西，除此之外不过为游戏、恋爱和观赏自然之类，这种单纯和单调性不能不令今人感到惊讶。
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许多都是女性，她们喜欢描写的主要是上述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公私生活的主要内容很少能够超出这个范围。神事和佛事本来是宗教仪式，当时这些宗教仪式却与人生中的冠、婚、丧、祭极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从内部看来，是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从当时的物语作品中可以看出，连个人的出家遁世这种行为也往往不过是填补当时空虚单调的贵族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虽然有的人打着“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旗号，但实际上只是现实世界中贵族奢侈生活的一种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想象力往往与审美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是要在现实世界里制造一种超现实的理想境界（极乐净土）的代用物。对他们来说，现世实际上并非秽土，同时，他们所欣求的净土在有限的现实中尝遍之后，还希望无限地加以补充和延长。相反地，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欢乐与幸福的人，便将其悲观的心情投影到彼岸世界中。正如《更级日记》(14)中所描写的那样：“人像这样万事不如意，只能一筹莫展，彷徨四顾了。命中注定不幸，但一时难绝性命，来世恐怕也不会如意，想来真叫人惶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