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大城市里，有着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圈子，彼此互不交往，在偌大的一个世界上构成了若干小世界，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内部的成员相互依存、抱团取暖，犹如一座座孤岛，岛与岛之间隔着无法通航的海峡。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没有一座城市比巴黎更是如此了。在这座城市里，上流社会很少允许外人涉足圈内；政客们自成一个圈子，过着糜烂的生活；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相互之间你来我往；作家和作家欢聚一堂（在安德烈?纪德 的日记里，有一点很突出：他好像很少跟自己行业之外的人交往），画家和画家结伴，音乐家和音乐家为友。伦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不过不那么明显罢了。伦敦城内，虽也“人以群分”，但与巴黎相比就不那么讲究了，有那么十几户人家，餐桌上既能看见公爵夫人，也可以遇到演员、画家、议员、律师、服装设计师和作家。
我的人生际遇使得我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游走于巴黎各类社交圈子，甚至还（通过艾略特）进入过圣日耳曼大街那个封闭的世界，但我最喜欢的是以蒙帕纳司大街为中轴的那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超过那个以现在叫作“福煦大道”为中心的拘谨保守的小圈子，要超过经常光顾拉鲁埃餐馆和巴黎咖啡馆的那些国际人士，也超过蒙马特尔区的那些吵吵闹闹、蓬头垢面的追欢族。
年轻时，我曾经在贝尔福狮子咖啡馆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住过一年。我的房间在五楼，视野开阔，可以眺望到那片公墓。蒙帕纳司在我眼中仍旧具有当初它特有的那种外省乡镇的静谧气息。走过阴暗、狭窄的奥德萨街时，我会怦然心跳，会回想起我们经常聚餐的那家寒碜的餐馆。我们中间有油画家、插图画家和雕塑家，除了阿诺德?班内特 偶尔来，在座的就我一个作家。我们在那儿一待就待到很晚，一块儿讨论绘画和文学，一个个情绪激昂，语气激愤，样子荒唐可笑。
如今走在蒙帕纳司大街上，看一看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以他们为蓝本构想几篇故事，仍不失为人生乐事。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搭乘出租车去多姆咖啡店怀怀旧。昔日的景象不复存在，它已不再是**不羁的文化人聚会的场所，而成了附近小商小贩的啜饮之地，顾客中也有塞纳河对岸跑来的外乡人，他们怀着一线希望，想看看一个业已消亡的世界留下的痕迹。当然，来的人中间仍有学生、画家和作家，但多为外国人。坐在这里，既可以听到法语，也可以听到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英语。我有一种感觉：他们的话题跟我们四十年前的话题基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谈的是毕加索而非马奈，是安德烈?布勒东 而非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对这些人我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来到巴黎后，大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一天傍晚，我去多姆咖啡店小饮，露台上人多，只好在前排找一张桌子坐下。天气晴暖。法国梧桐树上叶子的苞芽待出，空气中飘**着巴黎所特有的那种闲散、轻松和欢快的气氛。我的内心一片宁静—这不是呆滞的宁静，而是充满了活力的宁静。突然，一个男子从旁边走过时，留住了脚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冲着我打招呼道：“你好！”我白了他一眼。此人瘦高个，没有戴帽子，乱蓬蓬的深棕色头发早就该剪了，上嘴唇和下巴被浓密的棕色胡须遮得严严实实，额头和脖子被太阳晒成了紫红色。他穿一件破衬衫，没有打领带，一件旧旧的棕色外套，下穿一条褴褛的灰裤子。看他的模样像个叫花子，我坚信自己和此人素不相识。在我看来，他就是那种流落于巴黎街头的混混，八成会编出一套落难的故事，从我手中骗几个法郎去吃顿晚饭，找个住宿的地方。他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兜，露出雪白的牙齿，黑眼睛里含着笑意。
“你不记得我啦？”他问。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
我准备给他二十法郎把他打发走，可又觉得无法容忍他撒谎，好像我们以前认识似的。
“我是拉里。”他说。
“我的天呀！快请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