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初，在辽宁省进行了为期几个月时间的医疗保健之后，斯大林和一个专门的后续医疗保障团队共同乘坐飞机返回了莫斯科。留在中国的这几个月时间中，斯大林和主席等人商定了许多两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事项，并亲眼见证了亚洲地区是如何在新中国的影响之下逐渐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困扰的。
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已经找不到英美法等国的干涉势力，其中日本和朝鲜半岛已经顺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权，并逐渐开始接受中国的产业链分包，为正在成型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工业体系提供原材料和粗加工能力。苏联在二战结束后几年时间里没能在亚洲做到的事情，新中国只用了几个月就办到了，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名存实亡，只能在美国西海岸龟缩防卫，他们甚至每个星期都要向中国和朝鲜半岛运输大量作为赔偿的粮食和矿产，英法等国的殖民力量更是直接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党并未像斯大林一开始想象的那样，依靠强大的武力迫使那些东南亚地区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屈服，并在其国内强行引起政治风暴、扶持傀儡政权上台以改革其国家制度，而是对这些国家的政权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包容，以足够的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换取他们的主动投靠。斯大林有向主席提出过质疑，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容易让那些小国包藏私心，在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时候它们说不定还会临阵倒戈，苏加诺、尼赫鲁这些国家领导人也被历史证明并不是什么睿智又听话的家伙。而主席对此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嘛，如果在这样的优势之下，我们还没能稳住这些暂时的合作伙伴，让他们认为投靠帝国主义有利可图，那么我们就该反思一下是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敲打不够严厉了。”
两极对抗的特殊环境当中，只要稍微有些理智的国家领导人就不会在没抱上另一条大腿的情况下对当前结盟的超级大国进行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当前的目标并不是让整个第三世界强行翻红，而是团结这些小国以击倒帝国主义，这一过程不要求那些小国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只要不给中苏两国添乱，不投靠西方阵营就可以了，和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主要是将他们绑定在本阵营的手段。
这一理念被斯大林带回了苏联，作为下一步苏联处理东欧国家问题的可考准则之一。
身体健康得到了极大改善，心理状态也有所好转的斯大林默默回到莫斯科之后，莫斯科的大小官员们重新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斯大林回国之后与出访中国之前最大的区别大约就是办公地点的变化，短暂的休息了一天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此前经常成为孔策沃别墅政治晚宴座上宾的赫鲁晓夫和贝利亚已经不见踪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一度失宠的卡冈诺维奇都被要求参会。
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会议室中，联共中央的主要成员们围坐在会议桌边，表情严肃地看着坐在主位上面抽着烟斗的斯大林。
“今天我把你们叫过来，主要是谈谈之前就说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组织的事情，你们不用太紧张。”稍微抽了几口烟斗之后，斯大林语气和缓地对他们说道，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抽上烟斗了，现在趁着中国医疗团队的人员不能进入会议室议看住他才能好好放松一下。“中国的同志们跟我展示了不少奇妙的事情，相信你们也都有一些了解了，我和毛泽东同志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合作组织的事情了，现在需要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如何。”
尽管斯大林并没有刻意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但是在场的的其他几个人都自发地感受到一种压迫感，他们对这个铁腕领袖的脾气依旧非常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组织的提议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被传回到莫斯科这里让他们进行内部讨论，东欧诸国也收到了相关的信息，联共中央的大多数人不怎么看好这个提议，不过他们现在主要想知道斯大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