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在我写过的所有小说中，没有比这一部更传奇的了。那些曾经喜欢过我小说的读者不必感到意外，这同样是篇不错的小说。我所有小说都遵守一个原则：我写的是真事。
确实有谢让、谢天、谢地这些人，但我没有坦白相告他们住址的义务。他们让我转告将要看到这篇传奇的读者，他们不愿意被人打扰。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们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幸福。
好了，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年头。6月，何应钦与侵占华北的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北平除了西南卢沟桥尚在国军手里，最近的日军已经驻扎在了丰台。我们知道，丰台现在已经是市区了。想想吧，1935年的时候，这里驻的是日军，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那一年，许多日本浪人涌进北平。他们开办了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商铺，合法的如洋布行，非法的如鸦片馆。鸦片馆将在这个传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不提。
且说在这一年的春天，帽儿胡同的四合院里来了一位18岁的姑娘。她告诉人们，她叫周樱，协和医院的护士，是来租房的。她还告诉人们，她父母本来是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半个月前，接到北平协和医院的聘书。父母在金陵大学将近二十年了，想换换环境，于是就来了。但不幸的是，到天津的时候，父母染上风寒，双双不治而亡。她本来应该回到南京，她对那里很熟悉。但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她反而不敢回去了。南京的每个角落里都留有父母的足迹和气味。她说这话时，明亮的眼睛里已经有泪珠在滚动了。谢太太一边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朝着这个姑娘摆手：“别说了，别说了……”她是一个有着菩萨心肠的女人，听不得看不得世上悲惨的事情。她让姑娘住在她家的两间空房里，一个月应该收两块大洋的租金，但她只向这个姑娘要两个月一块大洋的租金，并且送给她很多家具和生活用品。姑娘并不知道北平的房租，当她第二天知道后，坚决要求还是按照市价来付房租。姑娘还说，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并不缺钱。谢太太说，她也不缺钱，两个月一块大洋只是象征性的，本来就不应该要她的钱。“人都有落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大家帮助，我怎么能再要你钱呢？”一个坚持要给，一个坚决不收那么多。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说：“谢谢你，我感谢你的好意，但你如果再不收，我就搬走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谢太太的大儿子谢天正坐在一边看书，他燕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报馆当编辑、记者，一有空就抱着书看。他抬头对她俩说：“你们两个别争了，这样吧，大家都各让一步，一个月一块大洋，行不行？”姑娘想了一会儿，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谢太太自然不愿意姑娘搬走，也同意了。
谢太太确实不缺钱。她丈夫是北平的一个警察局长，名字叫谢让，他有两个儿子。因为谢家有好几辈都是单传，生了第一个儿子，他喜极而泣，给他起名谢天。第二年，老婆又怀上了，再次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鸿运高照，他激动得跑到祖坟好好地哭了一场，取名谢地。合在一起就是谢天谢地。谢地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谢让成熟、稳重，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谢地，正是青春发育的年龄，精力好得嗷嗷叫，动不动就给他惹事。而在北平，这年月，是最不能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