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纽伦堡审判最具革命性的法律创新，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难题：一个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犯下的暴行，国际法庭能管吗？
传统的战争法，只管战争期间一国对另一国的人做了什么。比如，德军虐待了英国战俘，这算战争罪。但纳粹德国在1933年上台后，对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公民进行迫害、关进集中营，这在当时算什么罪？按照传统国际法，这属于德国的“内政”，别的国家管不着。
“反人类罪”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它指的是“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这个罪名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的良知第一次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边界。它宣告：有些行为太邪恶了，不管你是在对谁做，不管是不是在打仗，都构成了对全人类的犯罪。
然而，这个罪名的适用范围，在伦敦会议上引发了剧烈的争吵。美国和苏联都对此感到紧张。
美国人担心，如果这个罪名可以无限扩大，那未来会不会有人拿它来指控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苏联人更担心，斯大林治下的大清洗和“古拉格”劳改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苏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出于各自的“小算盘”，美苏两国坚持要给“反人类罪”加一个限制条件。最终写入《伦敦宪章》的条文是，法庭只审理那些“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为之”的反人类行为。
这句话很绕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有那些和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或者战争罪有关联的反人道行为，我们才管。
这个限制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在最后的判决中，法庭裁定，对于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前，纳粹德国对本国公民（比如德国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检察官没能有力地证明，这些战前的迫害行为，和后来的侵略战争计划有“直接的关联”。这成了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重要局限。
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最深刻的变革，就是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在过去，国际法的传统观念是，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打个比方，如果A国侵略了b国，那么是A国这个“国家”要承担责任，比如赔款、割地。而下令开战的A国国王、总统或者将军，他们只是代表国家行事，个人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他们可以躲在“国家行为”这块巨大的遮羞布后面。
《伦敦宪章》彻底把这块遮羞布给撕了下来。它明确宣告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也只有通过惩罚犯下这些罪行的个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得到执行。”
为了落实这个原则，《宪章》立了两条非常“硬核”的规矩：
第七条：废除“老板豁免权”。原文是：“被告的官方地位，不论其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均不得作为免刑或减刑的理由。”
大白话就是：别跟我说你是国家元首、总理或者元帅，官再大也没用。只要你犯了罪，就得自己承担责任。 这就是着名的“主权豁免”原则的终结。这一条后来成了《纽伦堡原则》的第三条。
第八条：废除“奉命行事”的借口。原文是：“被告遵照其政府或上级官员的命令去行事，不能作为免刑的理由。但如果法庭认为正义有此必要，可以考虑作为减刑的理由。”
大白话就是：别跟我说“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纽伦堡抗辩”的法律基础，只不过宪章在审判前就明确了，这个抗辩理由无效。 它强调，当一个命令明显是违法的时候（比如命令你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执行命令的人是有“道德选择”的，你完全可以选择不执行或者消极执行。你既然选择了执行，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这一条后来成了《纽伦堡原则》的第四条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