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上厚重的史册，宋太祖、李继隆、范仲淹、岳飞、孟珙、文天祥，还有童贯、秦桧、韩侂胄、贾似道，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渐渐远去，融入历史的长河。英雄的节气，各个民族的英雄，他们的故事，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很多人以一句“积弱积贫”来给宋王朝定性，对此我深表遗憾，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我们浏览过这320年的壮烈战史，是不是能够更加客观地来审视我国历史上这个既华丽又壮烈的帝国时代呢？首先，“积贫”是显然不成立的。虽然有很多观点认为宋朝国家财政支出历年递增，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并且有一些民众起义，但这些都不足以作为“积贫”的论据。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指出：一个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国家公共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加。20世纪后半叶，美国、西欧、日本的经济腾飞都验证了瓦格纳法则。很显然宋朝财政支出的增加是符合瓦格纳法则的，这不是“积贫”，恰恰是经济发达的表现。当然宋朝也有一些农民起义，尤其是经过《水浒传》的渲染，非常有名。但如果这样就要说宋朝“人民生活艰苦”、“起义蜂拥”也是不符实的。司马光曾抱怨宋朝的百姓作风奢侈，“农夫跺丝履，走卒类士服。”这分明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景象。而至于少数的一些农民起义，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一、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理论，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倒U型增长，即先随着经济增长提高，达到某个高度之后又开始回落。而根据经验显示，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即为最不公平的区间，也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危险区。2002年曾有人估算，北宋熙宁年间的人均GDP约折合2280美元，正好落在这个区间。徽宗朝人民起义蜂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突破了这个瓶颈区间，社会自然也会更加稳定。当然，这种折算方法也不一定正确，货币汇率也并不稳定，但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显然也符合北宋后期的发展特征。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其他朝代都非常害怕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农民一旦失地就失业，就容易聚众造反。但宋朝由于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劳动力奇缺，所以反而特别渴求农民进城务工。西方人在这个发展阶段采取了“圈地运动”强制农民进城，中国则采取了更加市场化的“不抑兼并”，促使劳动力资源自然流动到城市中。
但失地农民除了可以充当城市劳动力之外，确实也可以充当造反者的人力资源。三、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富于反抗精神，不一定非要穷得吃不起饭才造反。宋朝的这些起义其实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民不聊生”造成的，尤其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水浒传》，梁山好汉个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不是为生活所逼，而都是因为犯罪走投无路才上梁山的。所以，将这些社会少数现象扩大成整个社会的黑暗，这种态度也是很不可取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提防被这种言论所煽动。当然，“积贫”这种说法本身也没多少人信，更多人相信了“积弱”这种说法。本书将宋朝的重要战役都收录在案，相信读者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这320年的战史，我们不妨结合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谣言，逻辑清晰地来分辨一下。一、“崇文抑武”。既然文治的发达确实无法诋毁，那就说他武功很弱。但宋朝虽然文治发达，也并不表示武功很差。这就好比一个人语文成绩比你好，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他数学就一定比你差。毋庸讳言，宋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是一个文治武功全面领先的超级大国。有人说宋朝压制武将，阉割了宋人的尚武精神，所以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