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五年前，我的几个最亲近的同事建议我写一部自传，我答应了，并已经着手进行写作，可第一页还没写完，就发生了孟买暴动，这项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我被关进了耶罗弗达狱。当时捷朗达斯先生恰与我同狱，他希望我放下别的事，继续写完这本自传。我告诉他，我已定好了一个学习计划，若不完成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其他事情。倘若在狱中服满刑期，其实我真的可以写完这部自传，况且出狱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它。史华密·阿南德现在再次希望我写自传，而我也已经写完了《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史》，于是我便准备在《新生活》上连载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成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只能一周一章这样写，反正我每周总得给《新生活》写专栏，那么就写自传吧。史华密同意了，我也就硬着头皮干了起来。
然而在我沉默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个敬畏神灵的朋友向我质疑，他说：“您怎么如此莽撞？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习惯，只有那些受了西洋人影响的东方人才写自传。而且您想写些什么呢？假如明天您否定了今天的原则，假如明天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依据您的指示行事的人们不是要出错吗？难道您不觉得至少现在不写自传，会更好吗？”
我受过这种说法的影响。不过写一部自传并不是我真正的目的。我只是想用自传的形式讲述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我平生只有这种体验，没有别的。只要把它们都说出来，采取什么形式倒无所谓。我相信，并且也为自己的信念而自得。我觉得我写的所有这些体验对读者是有好处的。如今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不但印度人民都知道，包括“文明的世界”的人民也了解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价值不大，因此凭它们而获得的“圣雄”这一尊荣的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使我深感痛苦，从未曾给我带来快乐。当然我更愿意分享我在精神方面的体验，这些只我一人才有的体验给予了我在政治活动中的力量。它们只会增加我的谦虚，它们是真正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越是回望过去，我就越分明地察觉到自己的不足。三十年来我想要的、我争取的，就是自我实现，和神灵面对面，达到“莫克萨”（Moksha）[意即脱离生与死的自由，最接近“解脱”之意。
]。所有我说的、我写的、我在政治方面的冒险，都是为此，我为此而生，为此而行，而且锲而不舍地去实现它。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其他人也可能做到。所以我的实验是一直公开的，没有私下进行；而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的精神价值会因此而降低。当然有些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有他一个人和他的神灵才知道。但我的体验不属于这一类，它们不仅是精神上的，更是道德上的，而道德就是宗教的本质。
这个故事只包括大人孩子都能理解的属于宗教的事情。只要我能够把这种体验以一种平和谦虚的方式讲述出来，众多体验者都可从中得到启发。科学工作者从不敢宣称他的实验就是最后的结论，他们始终谦逊，尽管实验极其准确、有远见、细致。同样，我也不敢说我的体验尽善尽美。我深刻地反省过，一再对每种心理状态进行探寻、检查和分析，但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终的、正确的。我敢于宣称的只有一样——目前对我而言，我对真理的体验是最终的，也是绝对正确的。倘若不然，我就不能把它们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而对行动的步骤加以增减。我必须坚决依据我原有的结论行事，从而使我的理性和良心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