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以上的原因，当年我就把卸责的问题写在《合约的选择》的一个注脚内，认为只是一个概念，在验证理论或解释行为那方面是空中楼阁。想不到，这注脚竟然成为今天经济学行内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论（GameTheory）的导火线。
当年在芝大，有另一个卸责的问题我想了多晚也找不到答案——今天仍然是没有答案的。我想出如下的一个例子：两位仁兄要从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湾河山上石矿的例子了），每个人分开来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来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挑担碎石下山，一次可挑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将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责），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责），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是少于一百二十磅。但不会低于一百磅，因为低于一百磅，他们分开来搬石的收入会增加。我问：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竞争下，这重量是从何而定的？
六八年的秋天，阿尔钦到芝大造访一年，在午餐上我向他提及我想不到答案的搬石问题。他和德姆塞茨正在想公司理论，对卸责问题也大有兴趣。后来他们发表的以卸责为基础的公司理论，是《美国经济学报》（AER）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还有另一件有关的趣事，值得一提。在芝大时我遇到一位从多伦多大学到芝大造访几个月的学者J.MeManus，成了好朋友。六九年我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后，七〇年他到我家小住。我见他也在写公司理论，就向他提出如下的例子：抗战期间，我和母亲在广西逃难，坐船江上行，见到船是由岸上的多个劳工用绳拉着行的。每个拉船的人都意图卸责，大作用力之状，其实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判断谁有卸责之意，挥鞭而下。我说：这个挥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劳工聘请的，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后来McManus把这例子谱入他的文章，说是我的。跟着W.Meckling与M.Jensen再用这例子时，说是McManus的。十多年前，一位澳洲佬再用这例子，其文章题目却又用上我的名字。
归根究柢，博弈理论今天大行其道，是得到昔日香港西湾河山上的搬石佬与广西的拉船佬的启发的。
博弈理论漠视了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的调查，误入歧途，行不通也。
弗里德曼如神似鬼
一九六七年圣诞的前几天——到了芝大三个多月——蒙代尔的家有酒会之盛。在芝大除了埋头苦干，无所事事，酒会我差不多是逢请必到的。当晚会后弗里德曼夫妇与我步行回家。他们住的地方在我住的国际宿舍隔邻，从蒙家步行大约十五分钟。
天大寒，路如铁。行不到数十步，弗老就问我作什么研究。我说正在修改自己的论文，是关于佃农理论的。他一连串地问了好些问题，在十多分钟内把我年多来想过的问题差不多全部提出来了。行雷闪电，如神似鬼，使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幸他提出的我全都想过，所以对答如流。
那是我第一次与弗里德曼交手???招，没有败下阵来，很有点兴奋。回到国际宿舍，心想，弗里德曼真的名不虚传，但一个人怎可以想得那么快？就是天才绝顶也不可能快得那样厉害！当时弗氏如日方中，但我想，他必然有一套特别的思想法门，所以快得像神龙见首不见尾。
想了一夜，我意识到他的法门只有两招。其一是价格理论的重点，他简化后拿得很准。其二是有了理论为依归，他想时只向浅中求，用的全部是普通常识(monsense)。若干年后，跟弗老成为知交，觉得当年自己的推断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