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衔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部分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一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而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所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此有明白事证，与人共见，而我不能一丝一毫容私于其间。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而要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员域，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有难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与？曰：惟视其“文化”。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人类苟负有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抟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
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人之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慧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