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出书，并没有责任向公众普及这些观念。我在考虑，以后出去做报告，只从头到尾念稿，不留任何回答问题的时间，不给别人断章取义的时间。我不会说假话，但一说真话，就有人跳出来，照本宣科算了。有些人太没教养，太经不起刺激了。这也不奇怪，性的历史有多长，反性的历史就有多长。有人还说，我们要不要把李银河烧死在广场，把我比喻成布鲁诺，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呵呵。
人物周刊：你有启蒙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惯有的自负吗？
李银河：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举办一个同性恋主题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官，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官，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hero（我的英雄）”。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常苦闷，是金赛博士的报告，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他说你现在在中国做的事，就是金赛博士过去在美国做的事。我就特别感动。
浮士德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们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难得糊涂”，我对这些嗤之以鼻，这大概就是自负吧。
人物周刊：性是你必然要选择的课题吗？在性里面，你发现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秘密？
李银河：最早在美国看到金赛博士的报告时，心里就有隐隐的冲动。那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只是想描述现状，解释原因而已，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想要和谁去战斗，要改变谁。可性研究必然的副产品，是改变错误的观念，挑战社会。金赛博士就是这样的，1948年出版《人类男性性行为》，1953年出版《人类女性性行为》，美国风气为之大开。
我属于50年代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
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的压抑？
人物周刊：性的调查、研究对您的个人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李银河：最新的统计资料，26%的中国女性不知道快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0%）。80%的女人不知道**，不知道这个获取快感的最重要器官，这太蒙昧了。不应该太压抑自己，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最直观的感受。我不刻意压抑我所有的，只要不违反那3个原则，有，我都会去满足。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不直接冒犯主流价值观，可能为你和你的同道嬴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李银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对这个也不是很在乎。我并不是搞运动，不是想发起一场性革命，成为精神领袖。我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帮助大家看清楚，什么是我们正当的性权利，而对性权利的遮遮掩掩，使多少基本的生活常识被遮蔽了，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现在中国难道不需要启蒙了？在性问题上，中国刚刚走出中世纪，刚刚进入现代的门槛，就这个领域来说，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知识分子的使命。
她对法律的批判不合适
——婚姻法专家质疑李银河.
实习记者：胡远志
鲁英：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主讲“婚姻家庭法”、“社会性别与法律”等课程。多年来致力于女性权益的保护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