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破冰之旅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三位中国的核心领导人相继与世长辞，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三根顶梁柱骤然消失，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英明决策，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家和民族站在了命运转折的路口。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虽然刚刚经历了撕心裂肺的剧变，却已经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文革”：不能忘却之伤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不愿掀开的一页。
十年中，由于社会主义理论被人为地曲解，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一切都在严重地倒退。
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指导下，想发展经济只会被戴上一顶“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造反”和抓阶级斗争才是头等大事。
1968年，《人民日报》以《开犁前的一场革命大批判》为题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其中阐述的事件和其引发的一场大辩论就充分说明了十年动乱时期的社会形势。
在这篇文章中，“读者”讲述了1968年春耕时，在辽宁岫岩县一个叫黄旗沟的小村庄里发生的一场争论。
争论的源头要追溯到1964年。当年，原岫岩县委在这个生产队总结了一个具体贯彻执行“三自一包”的经验，叫做“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
“三自一包”指的是刘少奇在1949年建国前实行的一种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无产阶级**”开始后，原岫岩县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岫岩县代理人”，纷纷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就这样，到了1968年春天开始耕种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陷入了彷徨无措的境地。“经验”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实行？一时间，这个问题引发了当地一场“大辩论”。
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继续推行“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多劳多得，责任清楚，赏罚分明。
另外一种意见则代表了当时主流倾向：反对推行“三自一包”，主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领先，强调为革命种田。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从土地里找粮食，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般对土地如此地依赖和眷恋。但让人惊讶的是，当时持反对意见最多的人，恰恰就是“贫下中农”。
争执中，一位老农的话道出了那个时代的主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劲往‘公’上使，干活扎实。突出工分，有劲就往‘私’上使，完全是为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就拿打柴来说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员怕苦怕费粮，谁也不愿上山，拖到种地的时候还在打柴。今年办了学习班，大家都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10天工夫就备足了全年的烧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得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绝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这场看似寻常的辩论最终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进行了盖棺认定：这场“大辩论”被说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批判”，引导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彻底煞住了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树立了靠毛泽东思想种田，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由此可见，“文革”中生产并不是一种求生或发展的手段，而是被定义成“为革命种田”。这种错误风气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还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多了30公斤，比1956年多了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