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鸿见黄锦发怒，不慌不忙，笑道：“黄老先生不必着急。太祖爷的子孙总得要吃饭，那么也总得要从什么地方给他们抽出俸禄来。小子所知，眼前给宗室的禄米，乃是从地方所收农田税中留出，由于宗室人多，有的省竟然使得全省所收的田租，都不够全额的禄米了。请问黄老先生，若是从商税中出，便是刻毒商人，那么现在这种，莫非算刻毒农民，是不是也使民不聊生，有损国朝威仪呢？那么，是不是只有让宗亲全部去自己种田，才不叫民不聊生呢？”
严鸿这一脚，等于把皮球踢到了黄锦脸上，让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太监顿时语塞。其实真按照黄锦的想法，若逼着宗亲全部去自己种田，不失为一种解决国朝财政问题的好办法。但当着嘉靖皇帝，这样的话又怎么说得出口？
严鸿见黄锦不吱声了，又道：“既然总得有地方出钱来养活宗室，那么自然应该看，那些人生活优裕，闲钱多一些，就从哪里出，所谓天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吗。就小子所知，如今各地的农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生活颇为艰辛，一年所产有限。而相对来说，部分豪商却是坐拥重利，那么，想法从这些商人手中抽取一部分利钱来，作为给宗室的补充，有何不妥？”
嘉靖皇帝听得颇为有理，道：“小子，你倒说说，目前的商税三十税一往往收不上来。你有何方法？”
严鸿道：“回老神仙，目前商税三十税一收不上来，主要原因。在于各地的豪商与文官勾结，借着朝廷款待士大夫的惯例，逃税避税。然而士大夫本为四民之表，又喜欢动不动说什么重义轻利，他们却又怎能对国家财务如此揩油？这样，大商人都勾搭了文官收不上来，商税就只能找那些小商贩收。这些小商贩辛苦奔波，也不过挣一口饭吃。收他们的那才是蚂蚱腿上榨油，既捞不到多少钱，又逼得他们没法。所以小子看来，未来应加强对各地商税的征收。尤其是那些富甲一方的豪商，岂能让他们再占国朝的便宜？至于各地宗室，往往在当地时日久了。直接让他们去征收商税当然不行，但可以由他们协助地方官，把商税实实在在收上来，收上来的部分商税，可以用于弥补当前宗亲用度的不足。你能征收上银子，就发银子弥补你。你要是讲客气，只收那宝钞。那对不起，还是只能给宝钞了。只要宗亲们知道，这是为了自己的权益。那么地方商税的征收，想必也可以更顺利一些。”
严鸿这一步棋，说的粗鄙不堪，其实却是有其长远意义。他自从江南走了两趟，又在山东和宣大和当地的商户交往不少，也渐渐琢磨出。大明朝国家蕴含的经济潜力其实颇大，作为经济实体本身也是杠杠的。而国家财政之所以老是捉襟见肘，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税收的敷衍。一些大商人只要把生意挂靠到文官士大夫名下，就可以堂而皇之避税。这样一来，明朝商业发达，商税却极少，而这些小额商税主要来源却是中小商人。这样造成商业范畴内的不平等，一方面国家缺钱，另一方面大商人肥的流油。大明朝最终垮台，说不定也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税务现状。因此严鸿心中存了一个念头，要设法把商税按照正常人的思维给收起来。
可是，目前逃避商税的，往往不是挂着文官士大夫的招牌，就是借着宗亲权贵的名号，以严鸿现在的这点实力地位，要动哪一个都很困难。因此严鸿想出这么一个折子，先借着嘉靖皇帝为宗室谋求收益的愿望，看能否在部分省份部分地区，把商税给正常化，然后再让中央的力量逐步插入。
嘉靖皇帝听到此计，果然沉吟起来。须臾，他抬头道：“你说的这法子，倒也不是不行。然而整顿商税，岂是一蹴而就的？老夫虽不曾做过商人，却也知道，要把这商税抓起来，不知要下多少工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