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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编辑的缘分
一次，《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和我谈起，他编一部当代短篇小说集，在通读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后，突发感想：“老板——”他总这样称呼我，因为我们曾经一起同事过几年，“恕我不客气地说，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们那一代人的小说，看了以后，就数你这篇《改选》，最为‘恶毒’呢！”对于这位年轻朋友的论点，我只有啼笑皆非。如果说《人民文学》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编的领衔人物当之无愧；那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话，李敬泽，则是年轻一代编辑中的翘楚了。他的评论文字也是写得十分挥洒自如，所以，他对于《改选》的评论，不能不说是颇有识见。老实讲，“恶毒”一词，并非始自他的褒誉，五十年代，当时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这个词批过这篇小说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说之为小说，了解小说创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写小说的人自己，和也写小说的同行，第二是编小说的人，第三，才是评小说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对于《改选》的“恶毒”说，这两位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虽然内涵已截然相反了。这样排位，说起来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时下厕身其间的，所谓评论家那支队伍中的某些爷们，对不起，狗屎者甚众，起哄者不少，无知者更多，真正讲出点道理，哪怕只字片语，像点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写作人和读书人心折者，又有几多所以，这些年来为文，我宁肯相信编辑的第一感觉。同时，我也屡屡劝过一些年轻的同行，少给评论家派红包。因为编辑发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