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帝斗争上，阎锡山也有不俗的表现。他1932年重新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就向国民政府要求拨精兵十万收复锦州，并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国防建设，以御外侵。1935年在日本策划“华北事变”，多次邀他出任“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主席时，他“不为所动”，均予拒绝，使日本阴谋未能得逞。阎锡山的“深明大义”，蒋介石颇为欣慰。其后不久，鉴于绥远形势日紧，阎锡山遂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于1936年冬，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晋绥军的英勇作战下，对进犯绥东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绥远抗战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之后，他又同意组织抗日民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日民众武装“决死队”。在日军进攻山西时，他不仅热情欢迎八路军三师主力进入山西，奔赴前线作战，而且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共商御敌方略，相继组织了“雁北会战”、“忻口战役”。特别是相持近一个月的“忻口战役”，给气焰嚣张的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美梦，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虽然与日本加紧了勾结，但同时也还多少地同日军作战。并且，在日军的种种威逼利诱下，阎锡山虽然有所屈服，然而，他到底也未向日本投降。他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属不易。
与此同时，阎锡山自1912年主政山西后，就对治理山西予以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振兴山西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倡导的“六政三事”，他制定的“厚生计划”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等对于山西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的发展，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前山西的粮、棉、油等农副业产品的数量所以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北实业公司”所属30多个工厂，其资本投入的总量、机械制造工人的数量、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四银行号”的资本总数，所以能在全国占有那样大的比重，具有那样高的地位；同蒲铁路所以能凭一省之力，在短短的4年多时间里就全线竣工，创造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几个奇迹等等，都与阎锡山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建设，不仅在当时就对改变全省经济落后面貌，保护民族工业，加强国防和反抗日帝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工业和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阎锡山在发展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上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他通过各种途径促进科技研究发明等等，对于推动全省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贡献。至于阎锡山实施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从国家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并有序活动的角度而言，也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阎锡山对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阻挠与破坏行为，也是十分明显，毋庸质疑的，造成他种种过与非的原因，以其个人的素质品行、个性等等为由，是解释不通的，这与他对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样，也不能以此作为解释。究其根源，则是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属性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