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产阶级或曰大资产阶级，它所代表的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属于剥削阶级。它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但是，在中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它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它有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阎锡山起而举行太原辛亥起义，出师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对日本的侵略予以顽强抵抗，正是其革命性的表现。然而，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都先天不足，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上，往往表现出动摇性和不彻底性。阎锡山对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的卑躬屈膝，趋炎附势，他在“十二月事变”后和日本的加紧勾结，解放战争中和到台湾后向美国的乞援求助，也正是其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屈服妥协的表现。
这种屈服妥协，对于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自然危害不浅，但比较而言，阎锡山反人民的种种行经，则可说是其过与非的最主要表现。阎锡山反人民的活动从中国诞生后即已开始，之后，日益加深。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就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北伐战争开始后，他迟迟不予“易帜”，不就任广东国民政府委以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就是因为他认为广东国民政府是亲共的，亲苏的，而当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残杀人后，他便很快表示了对蒋介石主持的南京政府的拥护，不仅易帜，在全省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就任了南京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而且，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山西大搞“清党”，甚至为了对付，阎锡山还置北伐大局于不顾，劝奉系军阀张作霖“联蒋讨共”。这说明阎锡山是把一直视为主要敌人的，也说明阎锡山对封建势力的妥协。
经过北伐战争，国民党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后，对的压迫更加严重，阎锡山为了支持蒋介石的“以党治国”，不仅派出军队先后去南方和陕北，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省内加紧组织武装和政治宣传，直至设置重重障碍，阻挠红军东征。“7·7”事变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阎锡山虽然曾与积极合作，对日军的进攻予以了有力的抵抗，可是，当抗战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将其主力用于八路军，而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后，阎锡山即反友为敌，对进行种种限制、打击，直至发动“12月事变”，此后又认敌为友，与日本加紧了勾结。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另一种属性。也说明一旦帝国主义放松对这个阶级的压力后，它就要把进攻的矛盾指向它的“宿敌”。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刚一结束，民族矛盾已然解决后，阎锡山便迫不及待地要调遣重兵向上党解放区进攻了。他为了实现其对山西独裁统治，对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拼死抵抗，虽然屡战屡败，依然顽固坚持，甚至采取“三自传训”、“总体战”等法西斯手段，进行最后的挣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人民解放战争的狂澜巨卷，终于冲破了他经营多年的太原老巢。尽管如此，阎锡山仍不甘心，在广州组阁后，还费尽心机，想挽救残局，东山再起，但却终归徒劳。飞抵台湾后，又惨淡经营数月，虽不得已卸任，依然以复国为己任，并憧憬着他的大同世界，设计着对未来中国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