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历史不谓不久，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算起，到1960年他去世为止，长达40余年。他的立场也可谓十分坚决，矢志不逾。他的思想、理论、策略、方针、经验等，也确实表现不俗。与他同时代、同阶级、同政党、同官阶的人相比，阎锡山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无愧于“老手”这个称号。纵观阎锡山防共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他防共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较少感彩，而理性的成分较多，他虽然也骂过“杀人如麻”，“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等等，但他思考得更多的是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怎样、防共这些具有一定理论和策略意义的实质性问题。阎锡山的特点，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只着眼于现在，同时立足于历史和未来。这从他把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的理论，以及未来大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问题的视野上来看，即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特别是他反复强调的“”和的错误及其一直宣扬的“大同世界”，“公道主义”等主义，居心更为阴险老辣。他如此做法，其实就是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不仅想让当时的人们消除对、的信仰，而使人们深信他的那些主义才可以救人类救世界，而且还想让以后的人们也是这样，从而彻底根除的根苗，而让他的主义永世长存。这不能说阎锡山在问题上确实高瞻远瞩，有着一定的战略眼光。二、不是仅止于表，同时还深及于里。阎锡山对的“危害”的言论，可谓多多，他在进行种种污蔑的同时，对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弊病，从原因上进行剖析，并且有针对性的开出了他自以为是的根治这些弊病的“药方”，以此向人们说明产生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有效地防共，从而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如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北，领导的土地革命蓬勃开展时，阎锡山就向其部属说，穷人所以跟着，是因为给了他们土地，他们不再受地主剥削了，因而他要地主们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穷人，后来又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三、不是只限于点，同时扩展到面。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实际上开始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武装斗争。阎锡山虽然也竭力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他从对军事“围剿”屡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更认识防共，仅靠军事，难以奏效，还必须从各个方面展开。他先是主张防共应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后来又系统地提出了“思想防共”、“主义防共”、“政治防共”、“组织防共”、“经济防共”、“民众防共”等理论。并且为此而进行了种种尝试，采取了不少措施。阎锡山所宣扬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如此等等。正因为阎锡山在防共的问题上如此煞费苦心，深谋远虑，所以，何应钦也甚觉自愧不如阎锡山，说他“对认识至清，理论至精，有方案，有对策，有行动，有经验，尤为人所称服”。至今台湾有些人仍对阎锡山念念不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辛亥革命到大陆全部解放，在这近40年的风云变幻中，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可以说，阎锡山都参与其中，由于中国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内外矛盾重迭交织，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都要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来改造中国，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变得十分艰难曲折。因此，对阎锡山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中表现的优劣，在评判上也就有着相当的难度。以往大陆的有些论者，所以对阎锡山反人民的罪过肯定过多，而对其在反帝反封建上的积极表现肯定不多，甚或予以抹煞，在笔者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受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是否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讲就是对的态度如何，作为了要求、衡量阎锡山的标准。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不是阎锡山步入政坛后活动的整个历史，也不是自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运动的全过程。同时，更为严重的是，采用这个标准，实际上等于是否认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否认了阎锡山是资产阶级中人，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及其属性。而这又恰恰是阎锡山表现出的种种功过是非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只有历史地、全面地考察阎锡山，才会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判。
总之，阎锡山的一生，有功有过，有是有非，并且其是非功过都还相当明显，对于他的功过是非的评判，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中国社会这一段历史应该如何看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