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烽烟:从草莽到龙庭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夏，汴梁崇文院的“经史阁”里，梧桐树荫透过雕花窗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阁内的长案上，整齐摆放着两类文书——左侧是五代的《藩镇将领任免册》（后唐李嗣源任邺都节度使时的任命状，仅需君主一人签字，可兼掌军政财），右侧是宋朝的《武将任职流程册》（需枢密院、中书省、三衙联合署名，武将仅掌统兵，无调兵权），一简一繁，清晰勾勒出乱世与治世对“武权”的不同态度。年过六旬的赵仲（致仕后仍兼崇文院“五代史顾问”）身着素色儒衫，手持赵烈晚年编纂的《五代武人乱政考》，站在长案前，目光扫过围坐的文官与武将代表，声音温和却带着沉甸甸的历史重量：“五代五十三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君主，皆因‘武人专权’——郭威以邺都节度使逼宫，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黄袍加身，故大宋立国后，太祖、太宗皇帝定‘重文轻武’国策，以文官制衡武将，防乱之念，源于五代血泪。”台下，刚升任枢密副使的文臣富弼（四十余岁，手持《宋会要辑稿·职官志》）起身发言，语气带着对国策的认同：“赵先生所言极是！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太宗皇帝设‘文官监军’，皆为杜绝五代‘将强君弱’之祸。如今枢密院主官多为文官，地方军政由经略安抚使（多文官）统筹，武将仅负责练兵作战，虽少了‘高效’，却多了‘稳定’——自大宋立国，六十余年无藩镇叛乱，此乃国策之功。”话音刚落，一身戎装的赵承（刚从河北回京汇报北伐准备，腰间仍挂着杨业的铁胎弓）起身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