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一份铁证如山的历史记录：通过法庭质证，把纳粹的所有罪行，用他们自己的文件、命令和证词，一条条、一桩桩地钉死在历史上，让后人再也无法抵赖和狡辩。
给德国人民上一堂历史课：很多德国人当时还沉浸在被欺骗的迷梦中，或者对纳粹的暴行一无所知。这场审判，就是要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们，他们曾经追随的是一个怎样邪恶的政权，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为未来立下规矩：通过这场审判，确立一个全新的原则——个人要为自己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哪怕你是国家元首，哪怕你是奉命行事，都不能成为你逃脱惩罚的借口。以此来警告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独裁者和战争狂人。
所以，纽伦堡审判，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清算，更是一次对未来的奠基。它在各种争议和不完美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代国际刑事司法的新纪元。
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走进这场世纪审判的台前幕后，看看它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法庭上发生了怎样激烈的交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高官们又是如何为自己辩护，并最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纽伦堡审判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它的法律大厦，是在战争的炮火声、外交官的激烈争吵和政治家们的妥协中，一点点搭建起来的。核心的图纸，就是一份叫做《伦敦宪章》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规定了怎么审、审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法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
早在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追究战犯责任的声音就已经出现了。
1942年1月，九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宫聚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誓言旦旦地说：“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定要惩罚那些在我们国家犯下罪行的德国人！” 这就像一群被恶霸欺负了的孩子，聚在一起发誓将来一定要讨回公道。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美、英、苏三个“大哥”的赞同。到了1943年10月，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莫斯科宣言》，把这个想法具体化了。宣言里说，那些在具体某个地方犯了罪的德国军官和纳粹党员，战后就要被送到那个地方，由当地的法律来审判。比如，一个在波兰杀害平民的党卫军军官，战后就要被押到波兰去受审。
但问题来了，那些最高级别的战犯呢？比如戈林、赫斯这些纳粹高层，他们的罪行遍布整个欧洲，没法说只在“某个特定地点”犯罪。对这些人怎么办？《莫斯科宣言》说，将由“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
这个“联合决定”到底是什么，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45年6月，德国投降后，美、英、法、苏四国的代表团才齐聚伦敦，正式开始商量这件事。这场会议开得异常艰难，充满了争吵和博弈。
为什么难？因为这四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想法差太远了。
美国人脑子里想的是一场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充满戏剧性的法庭辩论。他们习惯的是“对抗制”，就是控方和辩方像两个拳击手一样，在法官这个裁判面前互相攻击，摆证据、盘问证人，谁能说服陪审团谁就赢。
苏联和法国人则习惯“纠问制”。在他们的法律体系里，法官更像一个侦探，主导整个调查过程，主动去讯问被告、寻找证据，目的是查明真相。
英国人则夹在中间，他们的法律体系虽然也偏向对抗制，但更讲究程序和传统。
苏联人还有一个心思，他们希望这次审判能成为一场政治宣传，向全世界展示纳粹的残暴和苏联的伟大牺牲，所以他们对程序的细节不太在乎，更关心审判的“政治效果”。
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吵翻了天。比如，到底要不要设一个正式的法庭？被告有没有权利请律师？哪些行为才算是犯罪？苏联人甚至一度觉得，搞这么复杂的审判没必要，直接军事法庭定了罪枪毙就行。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大家还觉得这事儿可能要黄了，审判可能开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