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美国代表杰克逊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四方还是达成了妥协。1945年8月8日，他们共同签署了《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以及它的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就是我们说的《伦敦宪章》）。
这份宪章，就是纽伦堡审判的“根本大法”。它规定，要成立一个国际军事法庭，由四个国家各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组成。法庭的审判规则，也成了一个“混血儿”：既有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元素（比如控辩双方可以交叉盘问证人），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纠问制传统（比如法官可以主动提问）。
可以说，光是把这个法庭搭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伦敦宪章》最核心、最具革命性的部分，是第六条。它定义了法庭有权审判的四种罪行。其中有三项，在当时都是全新的法律概念，是同盟国的法学家们绞尽脑汁，试图用法律的语言来概括纳粹政权所有邪恶行径的努力成果。
第一项：共同策划或密谋罪
这个罪名非常有“美国特色”。在美国国内法里，几个黑帮分子坐在一起商量怎么抢银行，即使他们还没动手，光是这个“商量”和“策划”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检察官们把这个概念搬到了纽伦堡。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整个纳粹政权从崛起到发动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希特勒和他的那帮核心手下，就像一个黑帮团伙，从一开始就密谋要颠覆凡尔赛和约、迫害犹太人、侵略邻国、称霸世界。
这个罪名的厉害之处在于：
能把所有被告“捆绑”在一起。不管你是管经济的、管外交的还是管军队的，只要你参与了这个“共同计划”，你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一员，就要承担责任。
能追究“坐办公室的杀人犯”。很多纳粹高官，比如经济部长冯克，他可能没亲手杀过一个人，但他制定的经济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给侵略战争提供资金和物资。通过“密谋罪”，就可以追究他这种“顶层设计者”的责任。
能把审判的时间线提前。它可以把1939年战争爆发前，纳粹在德国国内的种种暴行（比如迫害犹太人、建立集中营）也纳入审判范围，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整个“犯罪阴谋”的一部分。
第二项：破坏和平罪
这在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看来，是“所有罪行中最首要的罪行”。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发动侵略战争这个行为本身，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包含了所有累积起来的邪恶”。没有侵略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屠杀。
这个概念最早是苏联法学家阿隆·特莱宁提出来的，苏联政府也特别积极地推动。对杰克逊和美国来说，起诉“侵略战争”，也是为他们自己参战找到了最根本的道义理由。
但问题是，在当时，“发动战争”在法律上算犯罪吗？传统上，战争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政治的延续，虽然不道德，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拿到法庭上审判的“罪行”。
检察官们的论据是，德国已经违反了一系列他们自己签署过的国际条约。比如，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盟约》就禁止侵略行为；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保证了德国西部边境的和平；最重要的是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也叫《非战公约》），包括德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都在上面签了字，明确承诺要“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检察官认为，你既然签了字说不打仗，现在又发动了侵，那你就是违法了。
第三项：战争罪
这是四项罪名里最“传统”的一项。它的法律基础早就存在了，比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签订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公约详细规定了战争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法规”。
战争罪涵盖的内容很具体，比如：
虐待或杀害战俘。
杀害人质。
抢劫公共或私人财产。
无故摧毁城镇。
对占领区的平民施加暴行。
这些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就已经被公认为是犯罪，所以这一项的争议最小。
第四项：反人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