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人们通过行，可以从不知到知。这些都是肯定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在行中形成的。关于第二个阶段，他解释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这是说，在科学发达时代，先掌握科学知识，再去行动，就可以不犯和少犯错误。关于科学知识，他评论说：“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行永远是获得新知识的必要途径。因此，他的知行观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认为，根据科学知识制定出计划，不论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能够顺利地制造成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革命建国计划，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总之，是按着科学知识和革命的经验制订出来的，只要按方案去做，不费多少气力，就能把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孙中山关于知行先后问题的辩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他所说的“知”，主要指各种科学知识以及他所提倡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他所说的“行”，指个人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生产活动和革命行动。他对知行的了解，突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把知行主要限于道德修养领域的狭隘看法”而直接予以了认识论的一般意义，并且从革命斗争的需要研究了认识论的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是很少见到的。他把人类的认识过程分为两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