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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一九五〇年（二）(6)
孟子说或因传子之势已成，挽之不易，故不欲再发其论。我虽不敢批评大贤，但假使孟子亦继孔子之叹而叹之，孟子以下之各代儒者，亦相继而叹之，传贤之公未尝不可挽回；即使不易挽回，尚可寄之于人类希求的理想中，不至使后世之学者，反误孔子大同之说为后人伪造，其违背于圣人之旨者，深且戾也。我读史，至夷齐叩马而谏，我以为此段历史，有所失真。“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为夷齐谏之本旨。盖见其本者，不会言其末，明其真者，不肯道其伪。孟子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夷齐岂能以不孝不忠责之武王，置纣之残杀人民而不顾，尚何求仁得仁之足言乎！夷齐叩马而谏，盖讽之也；讽其勿蹈传子之故辙，冀其用兵之初，即布传贤之令，昭示国人，以复圣制，为用兵之旨，国人闻之何等畅悦，其所谏者在此。否则武王圣人也，纣暴君也，以圣人易暴君，何可谓之以暴易暴。夷齐亦圣人也，岂不辨此。盖以其若传子，不过以桀易纣，将以纣易幽厉而已，谓之以暴易暴，方为恰当。夷齐之谏，不是说汤不如桀，武不如纣，是说若传子，禹等于桀，汤等于纣，武亦等于幽厉。然传子之制，禹汤共传四十五代，经过一千馀年，至周更有不可易之势，夷齐此谏，虽太公之贤未肯实告，避嫌也，历史亦未敢实书，避忌也。可以说传贤之制，尧舜行之，禹受之，孔子叹其废，夷齐谏其复，此外不只无大同之识者，反有将大同侮为伪造，此皆趋焰附势之流，不知政治之真谛，不明人欲之可惧。自传子以来，虽贤能亦皆生活于残酷之中
